他回国以后，一张又一张耀眼的“标签”飞过来贴到了他身上。他以前的一些工友联系他，支持他，也有人向他打听技能比赛的事情。他会给对方详细地讲比赛的流程和可能出现的题目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在工地上砌墙和去参加比赛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
攀枝花是一座工业的城市，钢铁的城市。周树春告诉记者，许多焊接项目的冠军，都是从攀枝花出来的。他们学校经常去凉山州招生，那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，很多小孩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。他带出来的3个冠军里，两个都是凉山州的孩子。

杭州市2019年修订完善并发布了《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》，将世赛金牌获得者、培养产生世赛获奖选手的专家，都纳入了C类高层次人才暨市级领军人才范围，给予80万元购房补贴，享受杭州市二级医疗保健待遇。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也在2020年出台了《广州市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工作室建设实施方案》。

邹彬考虑了一下，跟家里人说：“我要去参加比赛了。”

第43届世赛砌筑项目优胜奖获得者邹彬没拿到奖牌，但他的成绩，当时也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“零突破”。而他现在拥有的荣誉，还包括95后全国人大代表、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得者、“全国技术能手”称号、“全国优秀农民工”称号等。

参与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选手有172名。调查报告显示，世赛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素质得到了全方位提升，职业发展环境得到了大幅度改善，初期生涯发展得到了高程度认可。但与此同时，选手们后续的转化平台仍然不足，给选手提供的激励和保障制度措施，也仍然有待健全。

其实，随便问一个世赛参赛选手，他们都会思考关于未来、关于出路的事情。在调查报告的主观答题中，大部分选手工作后，对技能提升、学习交流的意愿都比较强烈，盼着能有机会参加对外交流学习，或得到技能提升培训。

最后到领奖那一刻，他才知道自己得了金牌。

文化程度和技能人才的扶持政策或举措缺乏，也成为参赛选手职业发展的主要困难。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手在主观答题中表示，工作受限于学历，并希望一些高校也能针对世赛选手，制订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。

一线18年，职教12年，这位老技术工人，在自己状态最巅峰的年月，没能赶上中国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好时候。周树春的学生们眼下有的也奔赴了一线，有的跟他一样成为老师。他们大多跟他保持着联系，逢年过节问候，从外地回来，也总会来拜访他。

正在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T3航站楼项目工地上的邹彬则感慨，“如果不是通过世界技能大赛，我也进不了中建五局”。这个岗位之前招的，通常都是“双一流”的大学生。

他的学生都是一些比他没小几岁的“半大小子”。肖星星经常在想，怎么能给这些孩子们指一条更好更稳更远的路。他也担心，参加比赛这条路也许算是一条独木桥，更多孩子走不到金字塔尖，让他们继续读书或许更好一些。

邹彬建议，针对农民工群体，构建规范长效的培训机制，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后推荐安置就业等跟踪管理和后续服务，“探索建立培训、就业与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”。

对这些技校学生和新生代进城务工青年来说，工资低、学历低，都是绕不开的话题。在等待赛后“一次性”奖金发放和技能等级晋升的过程中，一部分参赛选手发现，部分地区的政策规定，世赛选手可以享受相应等级的相关待遇，但给到手里的，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称证书。还有一部分选手选择了留校任教，但受限于学历和工人身份，难以获得职务晋升。

周树春的另一个学生曾正超拿到的那块金牌，对世赛中国队来说是“零的突破”。夺冠之后，曾正超常年投身国内外工程焊接项目一线，随同“周树春焊接工程队”，先后参加了台塑越南河静钢铁项目、印尼OBI岛镍铁项目等“一带一路”工程项目的建设。

“我们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和尊重技术工人的氛围。世赛参赛选手是青年技术工人的杰出代表，促进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，需要通过政策制定、平台建设等多方面的举措，让这个群体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。”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。

其实，他当时也有过这种想法，甚至“很强烈”。他承认，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技术水平还不够高，一度感到沮丧，觉得再怎么训练也超不过别人，以至于萌生了退意。

文章来源：《焊接技术》 网址: http://www.hanjiejishu.cn/zonghexinwen/2022/0613/441.html